香港及中国大都市面临的危机

名校进修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作者|Joel Kotkin译|陈岳林 校|李其奇

香港爆发的抗议活动仅仅反映了中国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部分。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日益复杂。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化比例就从17.4%上升至55.6%，城市居民增加了近6亿。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联合国发表的预测指出，在未来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再增加2.5亿，而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停滞。

整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进行得极为成功。随着这场以香港为先锋军的城市化潮流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变得更加富足，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95年的2%跃升至2012年的12%。

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中国有四个。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之前，上海就已经是一座国际化都市，它的人口自2000年以来激增近50%，古都北京和南部商业及工业中心广州的人口增长几乎与上海一样快。联合国的增长预测指出，未来将加入超大城市行列的还将包括重庆、天津和成都。

深圳是中国目前四座超大城市之一，它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在我30年前到访深圳时，它还是一个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只有几家工厂。在邓小平推行的第一轮现代化政策中，深圳成为重点。1979年，它的人口在3万左右，现在这是一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过去10年中人口增长了56%。它的崛起如此迅速，而且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以至于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将它称为“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

过去30年里，深圳不仅人口大幅增长，而且它已发展得非常繁荣，我最近到深圳的旅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贫民窟包围的穷困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19世纪英国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以快速发展制造业和贸易为依托。这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别于印度。在印度，GDP中制造业所占比例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它的人民可以融入全球的潮流趋势，并更加富裕。这正是较早之前在香港发生的情况，最近它的局势有些动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大部分主要城市陷入人口几乎停止增长的状态，仅有的那点增长也是由外来移民带动的。出生率直线下降以及经济普遍疲软的欧洲和北美大城市几乎不可能轻率地另辟蹊径，它们更关心尽力保持其历史发展的惯性。西方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包括休斯顿和达拉斯-沃斯堡在内——能像中国的城市那样活力四射。

中国的城市经济危机近在眼前

目前，随着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增速放缓，中国成功的城市化改造面临一个挑战。劳动力成本正在飙升，青壮年中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数是10年前的约四倍，他们对工厂的工作毫无兴趣。同时，很多中国最成功最有才干的人士正想办法到国外生活。根据一项调查，中国三分之二的有钱人在考虑移民海外。

中国沿海城市的用工荒现象最为突出，这里集中了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劳动力较为廉价的西部内陆城市，例如重庆和成都，对这些沿海城市构成的竞争日益激烈。但即使是内陆城市也在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迫使公司以学生工填补空缺，而这些学生工未必都是自愿来打工的。纺织业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来自劳动力较廉价地区，例如越南、印尼和孟加拉的竞争也在加剧。

中国政府最近对跨国公司进行了一连串打击，指控它们行贿及违反反垄断法，这会使情况恶化。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决定打压的这些公司恰恰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了一半份额。讽刺的是，相比大多数西方人，中国公众对大公司更有好感，而现在，随着外国公司寻找更为安全的避风港，例如墨西哥，或撤回美国，中国面临着投资低迷的局面。

应对这一挑战的合理解决方案，尤其对于中国沿海城市来说，是向价值链上游转移，很大程度上与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做的事情类似。这意味着提高对金融、商业服务和科技行业的依赖。例如，深圳将硅谷视为榜样。但他们这些努力所发生的城市环境与加州郊外车库中孕育出来的那种环境截然不同。相反，我们看到代表性的庞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马了，例如靠近深圳主要港口、面积15平方公里的前海合作区。这片开发区希望吸引来自成本高昂、眼下局势也较不稳定的香港的服务业和科技企业。

但在很多情况下，高价值行业依赖的是可以畅通获取的信息，而中国政府将此视为破坏其政治秩序的一个威胁。中国构建的互联网高墙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这对当地的知识工作者而言是不利的。

健康和人口

中国不仅正在实现城市化，而且是在密度极高的水平上实现的，中国所有新增楼面面积中，只有4-6%是独户住宅。甚至在城市外围的郊区，也很少见到低层公寓楼，独户住宅更少了，大多数建筑，尤其是为农村移居城市者建造的房屋，都是低规格的，楼与楼的间距如此之小，以至于有些情况下一栋楼里的住户可以和对面楼里的住户握手。

这产生了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中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指出，高密度的城市建筑，已经导致了肥胖人数的上升，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他们锻炼得更少，而坐在桌子前的时间更多。中风和心脏病在死亡原因中位居前列。

或许城市化加剧的最众人皆知结果在任何窗户外面就看到：无处不在的空气污染。北京和上海均排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列，仅次于印度德里。这个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已经引发了民众自发的抗议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把矛头直指在上海、大连和杭州等城市周边新建的工厂以及其他设施。

更严重的是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即使政府放宽了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但中国高密度人口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拖这个国家的后腿。高密度人口与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在拥挤程度相当的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同样能够见到，而这几个地区的政府当局并没有对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进行限制。在香港，约有45%的中产阶级夫妻已经决定不要孩子，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目前在香港抚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估计超过了70万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多。

与收入相比的高昂物价以及人口稠密的环境，中国城市似乎在效仿同样的模式，而这种模式随着时间流逝几乎肯定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因为老龄人口增加，而劳动人口减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加文·琼斯（Gavin Jones）指出，新加坡女性的生育率已经降至0.7，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远远低于“至少一个孩子”的强制性要求，几乎达不到保持当前人口水平所需数字的三分之一。整体来看，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只有低得可怜的1.08。

未来

我们不应将香港当前的动荡局势视作是一个异常的例子，而要了解到，这个前英国殖民地面临的很多问题正被其市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内地也是同样。随着城市的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土地价格飙升，它们需要在价值链上向上移动，但在一个奉行威权主义的体制下，这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威权主义结构在一个工业化城市中可能非常奏效，但在更加依赖于信息的经济中，它们没有那么有效，在信息化经济的时代，公司需要根据快速变化的态度和趋势做出调整。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对于信息的控制往往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个依赖于信息的经济体中，这就像是开着一辆汽油中掺了水的汽车。同时，人口稠密的都市生活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以及周边乡村地区的大范围污染，使中国很多最大型城市成为反面教材，这些城市不仅被迫与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竞争，还要与发展中国家里那些成本较低的城市竞争。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功故事，但现在，中国必须考虑改变发展模式了，或许可以想想密度较低而更为分散的发展模式。一个积极的迹象是中国的较小型城市，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那些城市，在中国政府的扶持下，现在正以超过大城市的速度发展着。最近发布的2014年人口估算显示，上海和北京的年度增长率双双下降。

毕竟，转向分散的发展模式——既在地区内部，也在不同地区之间——可以产生很多积极的影响。它能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居住空间，如果就业岗位也能分散，使通勤时间减少，人们可以更快到达办公室，那么节省的时间和能源随之而来会带来诸多益处。这对家庭和孩子都会有很大帮助，因为减少了父母外出打工的需要，而现在这种模式导致每五个中国家庭中就有一个处于异地分离的状态。

很明显，中国需要新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致力于让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而且要让其更加人性化。如果中国政府希望避免其人口在未来日益老龄化、异地分离且健康程度不断下降，采取措施或许势在必行。